为了彻底在精神上征服日本人,张学良特地安排在日本首都东京、日本军国主义“圣地”靖国神社门口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并且在日方的第一代表铃木贯太郎、第二代表重光葵都“出事”后,张学良直接勒令裕仁本人亲自担任投降代表。裕仁本人代表着日本帝国政府、日本皇军总部,向同样由本人代表着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张学良递交投降书。那么,问题来了,裕仁和张学良,哪个先到哪个后到?按道理,应该是裕仁先到然后等张学良,投降的失败者自然要等胜利者来受降,哪有让胜利者等失败者的?但是,仪式地点毕竟是在东京城,现场有几十万日本人,裕仁如果孤零零地在原地,没有张学良在旁边“镇着”,难保会出什么事。所以经过反复商讨后,北华高层最后定为张学良先到,裕仁在十分钟后紧随而至并展开仪式。
日本投降仪式究竟在哪里举行?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北华高层里引起很热烈的争执。以杨宇霆、冯庸为代表的强硬派都主张在沈阳举行,这根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但考虑到南京才是中国首都,因此也有部分高层提议在南京举行,毕竟此战后中国就要南北统一,北华在南方面前不能“托大”,沈阳虽然是北华军政核心总部,是不折不扣的“北华首都”,但说到底,沈阳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省会而已。张学良在考虑再三后,认为“让裕仁在几十万日本人面前递交投降书的意义要超过让裕仁在几十万中国人面前递交投降书”,中国人在看到敌国魁首递交投降书后,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而日本人在看到本国天皇递交投降书,必然进一步地粉碎天皇在日本人心里的“神性光环”,粉碎日本人的忠君信念以及对日本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毋庸置疑,张学良这个提议是最有战略意义和政治价值的,但绝大部分北华高层都对裕仁不能在中国国土上俯首称臣而深感遗憾,杨宇霆甚至提议“让裕仁分别在东京、沈阳、南京三地进行三场投降仪式”,张学良听了后哑然失笑,裕仁毕竟是天皇,不是马戏团里的猴子,怎能三地巡回演出?北华确实需要“羞辱”天皇,但也不能羞辱得太狠,太狠的话就会适得其反。越王勾践亲自给吴王夫差做奴仆马凳,甚至尝粪辨病,受尽屈辱,但越国上下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卧薪尝胆。因此,北华高层决定就只在东京城内举行一次受降仪式。
张学良既然已经来了,在城外“待命”的裕仁自然也要紧随而来。
现场再次万众瞩目于一个焦点,一开始所有人目光聚集在张学良身上,此时则聚集在“二号男主角”身上。众目睽睽之下,一队军车缓缓从张学良车队刚才来的方向和路线上开过来,刚才还响彻着“万岁”声的现场此时一片安静,甚至是一片死寂,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安静,主要是现场的八十多万日本人。在场的著名战地记者方大曾事后是这样描述的:“...现场的八十多万日本人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他们沉默着、木然而僵硬地沉默着,所有眼睛齐刷刷望向车队里的那辆车头插着太阳旗和白旗的小汽车,那面巴掌大的太阳旗已是日本首都东京城内最后一面日本国旗。日本人都知道,那辆小汽车里坐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裕仁,他们以前至高无上的天皇、以前决不可冒犯或不恭的‘神’,现场鸦雀无声,是彻底的鸦雀无声,死水般的宁静,没有欢呼声或万岁声。这极其怪异,日本人对着灭亡日本的张学良高呼万岁,对着他们的天皇却保持着寂静,我估计小汽车里的裕仁怕是也感到不习惯。日本人的目光里,除了木然,还有非常古怪的东西在里面,可能是什么感情都没有的空洞目光,可能是混杂了非常复杂、所有情感的东西,也许他们正在同情天皇,或者怀念天皇,或者留恋天皇,甚至还想着继续服从那个人,但他们即便有这个想法,也万万不敢表现出来,因为他们非常刻骨铭心地知道,他们脚下的土地以及他们的性命,此时此刻都已经属于张学良的。他们只能对张学良高呼万岁,绝不能再对别人喊,他们只能服从张学良,绝不能再服从别人。我在这些日本人的眼里还看到了一丝复杂的愧疚,一种因为自己背叛天皇而产生的羞愧,是的,这些日本人都已经背叛了天皇,他们已经不承认日本国,不承认天皇制,也不承认自己的旧身份,他们已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已经对张学良高呼万岁,所以,他们已经背叛天皇,所以他们心怀内疚和惭愧。人群里有人似乎忍不住发出哭声,但旁边立刻有人狠狠地打了那个人,那点零星的哭声立刻就没有了,但是,也有日本人对裕仁的汽车露出一丝怀疑或厌弃的神色,因为正是这个天皇,把全日本带入了国破人亡、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怀疑天皇究竟是不是神,怀疑天皇究竟是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永远正确的,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日本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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